把关

  过了母亲的关,没过左青青的关,过了左青青的关,没过母亲的关。就这样过了三十岁,我仍然形单影只。左青青的儿子虎头虎脑,可以到街拐角的商店里打酱油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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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
  母亲二十岁那年嫁给了个子瘦小,小时候出天花时留下满脸坑坑洼洼的父亲。用外公常挂嘴边的一句老话说,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。
  父亲家地处长江下游,几十户人家像星子般散落在那个叫芦花庄的村子里。六十年代末的苏南农村,几乎家家都是高低不一的土胚房,泥草与芦苇葺的屋顶,或坐北向南,或坐西向东,能住上青砖瓦房的廖廖无几。
  母亲娘家的房子便是青砖大瓦房,与父亲家仅隔二个村庄。当媒婆颠着小脚挎着一篮鸡蛋在外公面前把父亲家吹得天花乱坠时,脾气火爆的外公黑着脸毫不客气将媒婆赶出了门,媒婆边走边嘀咕,“不讲理的老家伙,死倔,看你寻个好人家。”
  外公在镇上供销社工作,人脉广,周边十里八乡的基本熟悉,自然也熟悉父亲家的情况。媒婆添油加醋的话让外公极度反感也多了个心思。
  几天后,外公帮母亲相好了对象,镇派出所所长老张家的小儿子。小伙一表人才,家里八间大瓦房,威风凛凛矗立在小镇东街那石桥边。
  “八间,桂英,你想想,八大间!”外公伸出手指头得意地在外婆面前比划着,外婆笑得合不拢嘴。
  “谁喜欢谁嫁。”母亲回得风轻云淡。
  外公气得暴跳如雷,“反了你,脑子灌了浆糊。”
  外公猛地吸一口水烟,烟丝儿霎地窜出火星,一股辛辣,呛得他差点把烟杆甩出去。
  母亲咬着嘴唇,瞟一眼外公,又扭头看着外婆,声音像蚊子般,“我就嫁芦花村的赵忠。”
  外公外婆一时没反应,半天才回过神。外公操起靠在墙角的扫把,劈头盖脸抽了下去。母亲不躲不闪,倔强地瞪着外公。外婆搂住母亲边挡边骂,“死丫头,嫁汉嫁汉,穿衣吃饭。那家兄弟姐妹六七个,父亲早没了,母亲身体又有病,干不了农活,吃了上顿愁下顿,你真犯浑了。”
  “昏了头,趁早死了这心。”外公唰地扔了扫把,不偏不倚砸在门外正眯眼晒太阳的小黑猫身上,惊得它喵呜一声窜上了院墙。
  春风浩荡的四月,母亲穿着大红棉袄,发上绑着外婆用红头绳编的小花结嫁给了父亲。外公终究犟不过跟他一样犟的母亲。
  出嫁那天,里外都不见外公的影,母亲等到烟囱都快看不清,才红着眼一步三回头跟着接亲的两个小姑娘往村口走。其实外公一直在,一直在村口那棵歪脖子老柳树下,躲躲闪闪,一直看着母亲拐过村口,拐过路口,再拐过那条弯弯的小河,越来越远……
  
  二
  母亲属牛,牛一样的脾气,毫无江南女子的温婉,却像一朵恣意怒放的雏菊。
  母亲是和同伴去镇上赶集时认识父亲。母亲看上了摊位上一把玲珑的木梳,几个混混看上了玲珑的母亲。回家时,她们走到一片竹园被混混堵上了。母亲和同伴的呼救声引来了刚从集上卖完苇席的父亲,父亲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,抡起扁担呼啦啦地冲了上去,一下竟摞倒两个。但父亲最终还是被他们压在身下揍得鼻青脸肿。若不是有几个村民刚好路过,父亲一定被揍到破相。但父亲侠肝义胆的壮举,让母亲那颗多情的少女心从此沦陷。
  成亲那天,门窗都贴上了大红囍字。当晚,三间草房难得一齐点了油盏火。俭朴的有些吝啬的奶奶佝偻着背,一次次拨着燃尽的灯芯灰,拨一次火苗便旺一些。
  夜渐渐深了,母亲端端正正坐在床沿,父亲摸一把母亲的脸,母亲笑得像场边开得失了魂的桃花。父亲便傻了,左一把右一拧,那欢愉在火苗雀跃着哔哩哔哩响。
  婚后第三天,母亲便跟着父亲下地了。那时生产队干活都是集体劳作,农忙更是鸡叫出门,狗叫回家,中午也只有一个小时的休息。
  父亲是老三,两哥哥都已成家另过,底下还有一对正上小学的双胞胎弟妹。父母起早贪黑拼了命地干活,依然隔三差五断了粮。曾经衣食无忧的母亲喝着能照见人影的米汤,就着奶奶用萝卜缨腌制的咸菜,一干一上午农活,常常饿得头晕眼花。父亲更不用说了,奶奶偷偷在父亲兜里塞一个红薯或土豆,父亲咬一小口,大半给了母亲。母亲咬一口,说奶奶偏心,把媳妇当外人。父亲只是呵呵地笑,由着母亲埋怨。
  一年中大半靠着红薯、南瓜、麦片甚至米糠度日。过年过节时才会买些肉,奶奶把猪肉切成丝和着白菜煮上一大盆,正长身体的小叔小姑吃得伸着脖子直打嗝。
  江南的春天是最鲜活也是最仁慈的季节,地头、河边、草丛里,一棵、一棵,或一片一大片绵延着翠绿的野菜。趁着雨天或偶尔闲暇时,母亲便挎上竹篮,带上剪刀或小铲子,在田间地头挑着那些清香的野芹、马兰、荠菜……回家或炒或凉拌,开胃也充饥。
  眼睛有些糊涂的奶奶也从不闲着,在家里养了两对兔子和几只鸡。兔毛可以卖钱,剪毛时奶奶在腿上垫一块青布,从兔子背上开始,左手捋顺兔毛,右手拿把剪刀贴着兔身咔嚓一下,一撮毛便下来了。奶奶咔嚓一下,兔子便哆嗦一下。剪完毛的兔身上条条血痕渗着血丝,仿佛刚被鞭子抽打过似的。
  母亲不忍心,冲着奶奶笑嘻嘻地说:“娘,我帮你剪?”
  “啥?嫌我不中用了?”奶奶举着拐杖一下一下戳着硬崩崩的地面。
  “娘,我是怕你累着。”
  蹲在一旁磨镰刀的父亲对着阳光细细观察刃口是否锋利,光影下刀口亮得闪眼。父亲甚是满意,边收拾工具便漫不经心地说:“兔子是老娘的宝,由着她吧。”
  父亲瞥一眼正往西屋走的奶奶,小声说:“前几天队长跟我说,别让老娘再赶着鸡去吊麦穗了,村里家家都养着,有人眼红有人说闲话。我说了几次,可老娘偏不听。”
  母亲掩着嘴吃吃地笑,“娘年记大了,糊涂了。”
  夏风吹过,麦浪滚滚,大地仿佛被铺上了一层金子,麦香四下流动。
  紧张的农忙一个多月后终于结束。队里交完公粮,按着每家劳力、人数分着麦子。家家都把麦子拿到加工厂碾成麦片煮饭煮粥,再换些面票或面粉。
  这个季节的胃是最奢侈的,但奶奶依然精打细算着过日子,麦片饭其实粗糙,但耐饥,奶奶留着队里插秧时节才给父母隔天做一次。平时一小把面条,半锅水,加上一些鸡毛菜或咸菜,全家人吃得直伸脖子。有时就半锅子面粉糊糊,洒些盐,滴几滴菜籽油,温温软软,母亲喝了一碗又一碗。
  割完麦子,麦荏地里便溉灌上水,正是“听取蛙声一片”的时候,那此起彼伏的声音就是青蛙们欢快的大合唱。
  生产队里那台唯一的拖拉机开始日夜不停地翻耕。这段时日,队里便不再开早、夜工。而这时的奶奶便来了精神,带上小凳,腰里塞只黑乌乌的布袋子,叫上小姑,一早便去水田边守着捡鸭蛋(生产队里放养的鸭子)。
  此时的水田一片汪洋,几百只鸭子嘎嘎叫着,追逐着,不时低头啄食遗落在水田里胀胖的麦子,各种小虫子也是它们的美餐。
  奶奶端坐在小凳上,眯起眼紧盯着鸭群。只要那拐杖突然举起,奶奶必会急促地说:“英子,快,那边。”小姑顿时像离弦的箭冲到奶奶拐杖所指的方向,鸭子吓得四散而窜,水田里或多或少便留下几个鸭蛋。小姑捧着鸭蛋兴奋地嘎嘎叫。
  十几天的时间,能捡到三四十个鸭蛋。那几天奶奶便会隔三差五从坛里摸两个出来,加些榨菜煮一大盆汤,小姑碗里蛋花最多,小叔咕噜噜喝完,盯着小姑的汤馋得直流口水,小姑便分一半给他。奶奶举起拐杖哐的一下抽得小叔呲牙咧嘴。母亲心疼地搂住小叔,“娘,你也太狠了,都起包了。”
  “没出息,哪有英子懂事,还做阿哥了。”
  插完秧后,队里的活便没那么繁忙。日子赶着季节的脚,转眼便是秋天了。
  忙完自留地里的活,中午时父亲带着扁担和麻绳去江边割芦苇,母亲拿着镰刀踢踢沓沓跟着。白茫茫的长江白茫茫的水,瓦蓝的天空找不到一丝褶皱和瑕疵,悬在半空中的太阳与翠绿的苇叶辉映着、起伏着,日光把水岸边的芦苇洗成了一片花白。
  几声清脆的鸟鸣从苇荡深处传来。苇莺鸟在几根芦苇上搭起了窝,繁洐着它们的后代。
  “平,你看,那几只是一家子,胖的是你,边上的是我,最小的,那是我们的孩子。”母亲眯着眼笑。
  “呵呵,真是一家子,可,可我们哪有孩子?”
  “有,在我肚里。”
  父亲跑到母亲身边,很认真地盯着母亲肚子,半天,咧嘴笑了。
  父亲把草帽放在堤上,按着母亲坐下,摸索着从口袋掏出一颗花花绿绿的水果糖,剥开,塞进母亲嘴里,母亲嘎嘣咬一口,半颗又塞进父亲嘴里。
  父亲与母亲,他们简单地幸福着、渺视着这岁月烟云里的苦仄与艰辛。
  
  三
  燕子啄新泥的时候,万物孕育着勃勃生机。我在母亲几天几夜的阵痛中,被邻村的接生婆硬是从母亲肚里拽了出来。奶奶冲着母亲说:“先开花后结果,好着呢,来年再生个孙孙。”
  我整日像个小猫般蜷缩着,有气无力,奶奶便去找了算命先生。先生翻着眼掐算一番,说我八岁之前是浮萍,须得寄养祠堂,菩萨保佑,渡过八岁才是她家的根。奶奶便把我寄养在村边那个庵堂里,权当猫呀狗呀贱养。
  母亲心里别扭,好像我是那尼姑生的。父亲心宽,安慰母亲,“娘是为燕好,好养活,等燕满八岁行根了,再去赎回来。”
  我的出生让家里的日子更难了。除了偶尔吃顿麦片饭和晃荡晃荡的稀饭,饭桌上最多的是南瓜和红薯,青黄不接的时候有时还用麸糠度日。
  母亲看着面黄肌瘦的我,难过得掉泪,抱着我时不时地去外公家蹭吃。要强的父亲每次看到母亲带着粮食回家,便觉自己无能。很多时候,母亲一觉醒来,父亲还在那编苇席,簸箕。其实那时几乎家家都编,赚不了几个钱。父亲再怎么勤劳,日子还是像那霜打过的黄花菜,焉不拉叽。
  好日子苦日子都是日子。冬雪飞舞的时候,父亲便在雪地里支起筛子逮麻雀。几天一次,有时几只,有时落空。母亲跟奶奶把麻雀放开水里烫下,细细地拔净毛,切成小块,加上土豆爆炒,撒些葱花,全家人吃得兴高采烈。
  麻雀的鲜美还没让嘴巴过足瘾时,春姑娘绯红着脸悄悄地来了。父亲在空闲时就去河边摸螺丝,清明前的螺丝肉肥厚鲜嫩。十几分钟便一大盆,放在水里清养一夜,第二天用剪刀剪去尾部一小端,红烧清蒸吃得下巴都会掉了。
  父亲每次收工回家还没跨进门槛就直着喉咙燕子、燕子地喊,我便像小鸟一样扑进他怀里,不时伸出手去揪他的耳朵,口水弄湿了脖子。
  岁月安详地流逝。在苏南,有水的地方,芦苇不请自来。浅秋时,似花非花,似雾非雾的芦花,白茫茫的一片又一片。这时的芦花最柔软,父母便割了苇花编起了过冬的芦花鞋。一家老小每人至少两双,穿在脚上酥暖的脚底发痒。
  秋雨绵绵,下了大半宿,窸窸窣窣的那种细雨,听不出有多少劲道,却将地面泥泞地走个几十步便费力了。母亲斜着身子站在河堤上,弯下腰将岸边茂盛的红薯藤勾回家喂猪,嫩叶可以下面条。母亲勾一捆便小心地往岸上拖。
  河面并不宽,奔流不息的江水途经这里突然分出条支流,绕过父亲家屋子,一直向南蜿蜒无尽头了。仅仅是细雨,河水便浑浊了,像被老天爷将河床翻了个底。
  母亲一屁股坐在红薯藤上,顾不得藤叶上还残留着一些雨珠子,伸出沾满红薯藤浆水的中指和食指往喉咙里猛抠,一阵干呕,除了倒出几口酸水啥都没有。母亲抚着肚子,发起了呆。
  晚饭时,奶奶给母亲蒸了蛋羹。“阿玉,我找歪八婆算过了,这胎可是个孙孙呢。”奶奶把蛋羹往母亲身边推,啪的一巴掌抽在小叔子刚握住勺子的手背上。
  歪八婆住在村西口,五十多岁,身子骨瘦得像棵玉米杆子,嘴歪鼻斜。邻里乡亲遇到怪事难事求她,只认钞票不讲情份。
  有回听奶奶讲,八婆亲弟弟醉了酒,稀里糊涂跑到别人家坟头上撒了一泡尿,然后呼呼大睡。第二天早上被家人寻着抬回家,醒来后便开始没日没夜磕头,嘴里呜啦啦地怪叫。八婆被弟媳急三火四请来驱鬼,做到一半问弟媳讨要一张大团结才肯把法事做完。八婆回家后莫名其妙口鼻歪斜,惹得众乡邻都说那是她六亲不认,心黑,报应。
  母亲看着肚子,真希望里面是个大胖儿子,随了大家心意。可这歪八婆的话她是不太敢信,毕竟读过几年书,那可是迷信。
  第二天一早,队长哨子一响,母亲便又下地了,这几天妇女都在稻田里拔稗草。秋风荡过,稻子便沉得弯了腰,像怀孕的妇女盼着即将临盆的喜悦。再有个把月就可以收割了,那时,交完公粮,每家都能分到几百斤稻谷,想着又香又软亮得像珍珠般的白米饭,母亲大口吞咽着口水。
  “阿玉,发啥呆呀,才出来又想男人啦?看看,稻子稗草都分不清呀?”
  母亲一愣,才发现手里真揪着几棵稻子,慌忙放下。稗草其形状和高矮与未成熟的稻子挺相似。必须连根清除,否则来年田里会越长越多,影响水稻产量。稻熟时,田里基本不再上水,草根便顽固地深扎土壤里,母亲使劲地拔着一株稗草,只觉心慌气短。
  “阿玉,你脸色怎那么差?哪里不舒服?”一旁的阿芬嫂子关切地问。
  “没事,没……”母亲没说完便晕了过去。
澳门新葡亰76500,  三天后,因有着队长的照顾,母亲不再拨草,去瓜田里看瓜。十几亩的瓜田一半西瓜一半香瓜。母亲站在瓜棚里,遍地滚圆的西瓜,菜花般金黄的香瓜,看得母亲莫名的兴奋,看得母亲摸着肚子突然就生了念头。

  二十六岁之前,母亲的嘴上没有泡,只有微微翘起的不屑。扁担王方圆十里八乡的媒婆,都踏过我家的门槛。母亲不无骄傲地对扁担王的老少爷们说,俺家的门槛啊,得换成铁的,木头的哪经得住踩哟。

  最为焦急的是我的母亲。我的母亲干涩的嘴上常年起泡,而且从没有干净利索过。其次,是左青青。

  母亲的重大发现是十分偶然的,那个偶然似乎也是必然。左青青为了讨好母亲,送给母亲一个布老虎。左青青在一家中外合资的刺绣厂工作,最拿手的绝活就是绣布老虎,布老虎被左青青绣得惟妙惟肖,俨然活着一样。然而,母亲勃然大怒。母亲属鸡,老虎不是吃鸡吗?母亲以为左青青是故意的,因此毫不犹豫地棒打鸳鸯。

  实在不想让母亲再为我东奔西走,实在想让母亲常年挂在嘴角的火泡消失得了无踪迹。我微微点点头。

  与左青青最后在一起的那个晚上,左青青脱掉了身上的所有衣服。但是,我们什么都没做。母亲已经伤害了左青青,我不能在她伤口上撒盐了。我们泪流满面地约定,今后我再相亲,同样要经过左青青的把关。也就是说,没有左青青的把关,我同样不能结束单身生活。左青青郑重其事地要求我,找一个比她更好的。

  只有东南庄的瞎奶奶,才是一个不长脑子的人。瞎奶奶说,我还有一个外甥女,要不你见见?之前,瞎奶奶曾将她如花似玉的侄女说给我,被我母亲把关掉了。母亲欣喜若狂,将手里提着的一百枚草鸡蛋,全部放到瞎奶奶的竹篮里。瞎奶奶又说,只是我那外甥女带个闺女,人嘛是绝对的好人。瞎奶奶外甥女的前夫,去年出了车祸。

见见再说吧,看你那外甥女跟俺家小三有没有缘份了。

  那个长着两颗虎牙的小姑娘,前年飘洋过海去了美国。逢年过节,她会把美元寄过来,让扁担王的大人小孩羡慕得要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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